●在中国经济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进程中，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将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
●若能提高投资回报率，将显著提高民间投资增速，使中国经济在近期保持7%至8%的增长率。
●应当继续实施需求侧稳增长政策，唤起各方尤其是民间资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
9月2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6年秋季预测发布会”上，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2016年秋季报告》。该发布会由厦门大学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举办。
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稳增长基本力量
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行， 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实际增长6.7%，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在消费增长相对平稳、外部需求持续疲软的背景下，全社会投资的持续减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受淘汰过剩产能的影响，采矿业投资明显下滑，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企业高负债率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削弱了企业投资的意愿。民间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则暴露出内生性投资增长乏力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依靠信贷扩张支持的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以及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加快，难以遏制全社会投资增速放缓的基本态势。预计2016年下半年投资增速仍将缓慢下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将进一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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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已经使过去“出口拉动、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外需不振，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尤为迫切，宏观经济政策正致力于稳增长、控风险、促转型之间的艰难平衡。
不过，在中国经济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进程中，国内的需求结构开始转换升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这在导致第三产业持续扩张的同时，也开始促使工业结构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需求结构的转换。而第三产业的持续扩张，则大大缓解了因经济下行而导致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工业领域淘汰过剩产能的效果正在显现；得益于为降低企业成本负担而推出的各项政策，工业生产有所回稳，企业效益趋于好转；制造业结构继续改善，利润增速逐步趋稳；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加速发展。从长期看，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将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
经济增速仍将继续下行但通缩风险相对较小
本次基于厦门大学“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预测表明，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因外需持续疲软、投资继续减速和消费相对平稳，中国经济增速仍将继续下行， 但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相对较小。
1.预计2016年实际GDP增长6.63%，比2015年下降0.3个百分点；CPI预计上涨2.01%，涨幅比2015年上升0.57个百分点；PPI预计下降3.19%，降幅比2015年减少2.01个百分点；GDP平减指数预计上涨0.79%，涨幅比2015年提高1.2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继续减速，民间投资的大幅下降，将导致全社会投资继续减速。按现价计算，2016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预计增长9.72%，比2015年下降0.47个百分点。
3.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将继续下行，导致居民消费增速呈现缓慢下滑态势。按现价计算，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增长10.3%，比2015年下降0.4个百分点。
4.英国公投脱欧，以及美国上半年GDP增长率大幅低于预期，预示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按现价计算，2016年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总额预计下滑6.01%，降幅比2015年扩大3.79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预计下降14.12%，降幅比2015年收窄0.27个百分点。
5.因经济增长继续下行，人民币贬值预期和资本外流的压力持续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继续消耗，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预计2016年末外汇储备降至2.98万亿美元。
若能提高投资回报率可显著提升民间投资增速
民间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是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本次报告的政策模拟结果显示，若能提高投资回报率，使其维持在2013年同期约8%的水平，将显著提高民间投资增速，使中国经济在近期保持7%至8%的增长率；相反，若投资回报率连续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其所导致的民间投资下降，将使中国经济降至比目前更低的增长水平。模拟结果证实，民间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是中国经济难以承受的。
研究发现，自2011年以来，由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国内经济发展转型的叠加，中国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然而，民间投资于2016年上半年的突然失速，却是与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改革中所采用的实施方式有密切联系的。
实施需求侧稳增长政策唤起各方经济前景预期
报告认为，从短期看，应当继续实施需求侧稳增长政策，唤起各方尤其是民间资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从长期看，应当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广阔视角，重新审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亟须推进的制度变革。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实行中性货币政策，稳定中国经济增长。
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应回归稳健中性，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让更多资金从金融向实体流动，在抑制金融资产泡沫的同时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考虑到中国调低利率的外部环境约束减弱，而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目前仍然较大，因此，建议央行在下半年适时降息、降准，以提振经济。
2、实行宽松财政政策，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在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情况下，放缓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任务要由财政政策来担纲。支出方面，基建投资和民生支出将是财政政策发力的重要领域。收入方面，短期内应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继续沿着减税降费的思路进行政策上的微调。
3、落实市场准入政策，扩大投资领域，稳定民间投资预期。
在需求结构转换阶段，资本从夕阳产业、产能过剩领域退出，转向朝阳行业和新兴需求领域，有利于实现供给结构调整。但第三产业中普遍存在的垄断、管制和所有制歧视问题，制约了第三产业的扩张和效率上的提升，同时也大大限制了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为此，应当加快清除这些领域的壁垒，消除垄断，鼓励竞争，在稳定民间投资的预期上，开辟新的投资领域，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民间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促进民间投资尽快止跌回升。
4、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政府应积极做好相关项目的引介和牵线搭桥作用，加大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技术力度，着力强化民营企业的征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等，为疏通民间资本的融资管道奠定基础。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中国金融机构体系浓厚的国有背景和垄断色彩，决定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如果可以建立起更加自由、开放、竞争的金融机构体系，就有望缓解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有望解决多数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同时，还应着力构建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直接融资通道。
5、推进税制结构改革，降低企业税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任务不仅要由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和提高管理水平的途径来完成，而且也需要政府从减税降费等方面多做文章。中国在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过程中，不仅要继续清理各种政府性基金和收费，更要重视将当前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逐步转变成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即在降低增值税、消费税税率的同时，逐步开征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等，以减轻企业税负，并且发挥直接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功能，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民营企业增加投资。
